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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风云】黄仁伟:追忆创新者汪道涵

2019/8/14 8:25:06

【风云】黄仁伟:追忆创新者汪道涵

 

今天是上海老市长汪道涵百年诞辰。上周,“纪念汪道涵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”在上海社联举行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黄仁伟作了题为“探索创新,心忧天下——汪老的最后十五年”的发言。本文经黄仁伟授予《上海观察》发表。

 

从1991年一直到2005年汪老去世,我有幸跟随老先生研究国际问题、台湾问题以及理论问题,差不多整整15年时间。

 

对我来说,这是一生中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。尽管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,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,他的思想还是那么新鲜,他的讲话音犹在耳,毫无过时的感觉。

 

【提出许多“第一”】

 

大家都知道,汪老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提出过许多“第一个”。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市领导,他第一个大力呼吁开发浦东,第一个提倡研究上海举办世博会方案,第一个推动创立上海证交所,第一个开办上海航空公司,等等。

 

这些“第一个”,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化进程。这些是汪老在任职期间的创新,我并没有目睹亲聆。然而,我认为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的创新思想和实践更为可贵,对历史的贡献更大。

 

汪老有许多思想创新的第一,更多的是实践创新的第一。他经常教导我们,“How to say(怎么说)”很重要,“How to do(如何做)”更重要。他就是这么一步步地探索别人没有走过的路,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下一步、再下一步怎么走。

 

抗日战争时期,时任淮南路东行署的汪道涵(右一)与抗日名将罗炳辉(左一)在一起。

 

1986年6月14日,汪道涵接受“我们一百万”小记者采访。

 

【谈两岸问题:什么是真正的“统一”】

 

汪老对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。他是对“一个中国”概念进行理论创新的第一人。

 

“汪辜会谈”形成的“九二共识”实际上是“一中各表”。此后,汪老一直在研究和思考如何形成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“一个中国”表述。到1995年,汪老就提出,“一个中国”不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,也不只是指“中华民国”,而是未来统一的新中国。这个观点即使现在都是很超前的,当时就更有风险,甚至遭到很多来自我们内部的批评。但汪老并没有就此止步,还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。

 

几年后,汪老又提出“八十六字”箴言,其中提到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”、“平等对话、共商统一”等重大突破性表述。2000年后,我们官方表述将“一个中国”的“老三段”改为“新三段”,其基本框架就是“八十六字”。为了这“八十六字”,汪老可谓呕心沥血,常常通宵不眠,其中甘苦,几人能知?

 

对于两岸统一的前景,汪老既充满信心,又着眼长远。有一次,汪老问我,我们现在能不能与台湾实现统一?这句话涵义很深,但是我未加思考就回答“能”。大多数人都这么以为,我们想什么时候统一就可以统一,想用什么方式统一就用什么方式。汪老却不以为然。他说,我们现在未必能统一台湾,不是想统一就能统一得了的。当年我们“三大战役”胜利后要解放上海,要军事力量打进来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如果没有上海地下党来保护整个上海,打下来的上海只会是一片废墟。汪老拿这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真正的“统一”。如果我们在台湾没有支持统一的强大力量,没有认同中华民族的深厚社会基础,怎么统一?能对统一有如此深刻理解的,可谓无出其右。

 

汪老还反复强调,解决台湾问题要和美国打交道。当时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个看法,以为台湾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政和主权问题,为什么要和美国打交道?现在回头再仔细想想,台湾问题无论是好转还是恶化,每一步都和美国有关。可以说,台湾问题是具有深刻美国背景的国内问题,美国影响无处不在。自从汪老提出这个观点之后,我们就认真研究了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斗争点和合作点,两手兼备,以期取得遏制台独势力的决定性胜利。可是要知道,像汪老这样敢于直面事情的本质、善于把复杂问题一下子点破,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。

 

1982年10月,联邦德国总统卡斯腾斯在沪主持该国驻沪总领事馆开馆,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和他一起剪彩。

 

【真正的“第一智库”、“海派智库”】

 

1990年后,汪老就开始运用他的影响力,创新智库形式,为国家、为人民谋划运作。现在“智库”已经成为时髦话题,人人都挂在嘴上。而早在20多年前,汪老就已经开创了智库的各种形式。

 

汪老以上海为基础,把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甚至“三教九流”都请过来,对国内各种难题展开讨论,集思广益,形成一批重大政策建议,直接报告中央。

 

汪老还创造了智库的特殊形式,就是把官方机构、民间机构、基金会、媒体和企业等各种资源整合起来,特别是把国内外各种智力资源集中起来,直接为中央决策服务。这个智库没有编制、没有上下级、也没有钱,但是每天都在研究讨论。不像现在动辄几十万、几百万课题费,论坛满天飞,各方相争“第一智库”。汪老就是靠他的个人魅力把各方智慧集中起来,各派观点兼容并蓄,无名无利,尽心尽力,是真正的“第一智库”,也是所谓“海派智库”。

 

1993年4月27日,首次“汪辜会谈”在新加坡开始,海协会和海基会代表各10人参加了会谈,这是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晤谈。这是会谈前汪道涵(左)与辜振甫握手。

 

【“第二轨道”先行者】

 

当下和“智库”概念差不多同样流行的是“第二轨道”,简称“二轨”。据说现在中美之间的“第二轨道”有上百个,与其他国家以及两岸之间的“二轨”也有数百个。

 

什么是“第二轨道”?就是在对外关系中官方渠道即“第一轨道”阻塞、正式对话谈不起来的时候,由半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来进行沟通,就叫做“第二轨道”。八九年风波后,中美关系处于困难的低谷阶段,官方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了。打开这个僵局的第一个中方赴美代表团,就是由朱镕基当团长、汪老为顾问的市长代表团,成为“破冰之旅”,也可以看作是“二轨”的初步尝试。

 

汪老全心投入的“第二轨道”,就是以汪老为高级顾问的国际战略基金会同哈佛-斯坦福“预防性防御”项目之间展开的“中美战略对话”。在这个对话期间,中方就是汪老挂帅,美方领队是佩里、斯考克罗夫特等。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汪老去世整整10年,每年在两国分别举行。前5年,汪老每年都亲临对话现场,后来病重,仍然听取汇报、指导细节。汪老去世后10年,这项“二轨”依然在发挥作用。

 

这个“二轨”不同于正式外交谈判,也不同于秘密使者往来。它是和智库研究、学术探讨、政策设计、高层参与等环节结合,在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决策机制和外交体制的创新。对当时化解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危机,建立两军交流机制,直至目前官方正式的战略对话机制,都有直接的开路先锋作用。

 

当时美方参与对话的年轻学者专家,现在已经是白宫国安会、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高官。中方专家学者也大部分成为国家高端智库的负责人。可以说,在汪老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,肩负着推进中美关系的历史重任。这个“二轨”机制的经验很快在其它领域得到借鉴,同台湾地区、同日本、同欧盟、同俄罗斯以至韩国、以色列等的“二轨”迅速发展起来,中国外交也由此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。

 

2005年5月2日上午,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上海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。

 

【“中国需要自己的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所”】

 

汪老的创新探索常常是在一些敏感领域展开,在挫折中前进。

 

汪老很早就设想,要办几家民间报纸媒体,说一些官方想说而不便说的话,有时甚至可以批评官方某些人士。这方面的最早尝试就是《世界经济导报》,导报的董事长就是汪老。后来导报的一线负责人偏离了正确方向,这张报纸的使命也就结束了。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汪老再次考虑办一张更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。《环球时报》筹办之始,他就同该报负责人商议如何办成一张半官半民、反映民意的报纸。至今《环球时报》已经很有影响力,但人们鲜知汪老曾为这张报纸出谋划策。

 

智库、媒体、“二轨”,这三者结合,就是汪老要探索的国家软实力。他曾经当面对我说,我们要培养一批游说各国的纵横家,建立若干中国自己的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所,办几家《金融时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那样的跨国媒体。这个远大目标虽然还没有实现,但是其中有些方面已经初具规模或初现雏形。汪老的超前远见和领先实践,令人叹为观止。

 

【最后三年牵挂的三个问题】

 

2003年到2005年的最后三年,汪老病得很重了。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已经癌症全身转移。从他的思维、谈吐、风度,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经历过多次大手术的垂危病人,他依然像以往那样精神矍铄、纵横天下、侃侃而谈。在这段时间里,汪老的思考更加广泛、更加深邃。

 

据我所知,他反复思考的三个问题。

 

一是苏联解体问题。汪老把全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都请到上海来,在每年十月革命周年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,可见用心良苦。

 

二是中国改革后产生的利益集团问题。当时这个问题已经出现,而且开始腐蚀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。

 

三是“三农”问题。汪老为此召集各地专家包括乡镇长村长,深入展开讨论。汪老认为,三农问题解决不好,小康社会就实现不了。

 

时至今日,十余年过去了,这三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,真正解决还要走很长的路。如果我们体会一下,一个90高龄、身患绝症的老人,每天在思考、研究、讨论这么沉重的问题,这需要何等坚强的力量、何等坚定的信念、何等坚决的意志!

 

这就是汪老,不断探索,不断创新,不断前进;心系两岸,心系神州,心系世界。